米乐的网址:［湖北文史］建国前湖北气象科技八十年

　　我国历史上气象文献极为丰富，而且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气象记载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湖北省来说，也是很早就有了记载。如周孝王七年(公元前903年)载有“冬、雨雹，汉江水”。算是湖北地区最早的气象记载了。但是用现代仪器和科学手段来进行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却又起步很晚，发展迟缓。从外国人在海关设站创办气象观测开始，到建国以前，总共经历了80年(1869年到1949年)。其间兴废迭起，步履艰难。加之政权更迭，事远人湮。比较深知内情的人，有的早己逝去，有的去了台湾。笔者皆於40年代就从事气象工作。现就亲身所见所闻，和访问调查，写下这个资料，并求海内外熟悉情况的人大力斧正。

　　我省最早用近代仪器进行气象观测，始自清末汉口、宜昌等地辟为对外贸易口岸，最早是汉口、宜昌海关设立气象站，进行观测;其次是汉口和沙市的日本领事馆;此外我省各地的教堂和教会学校也有不少进行气象观测的。

　　1、汉口、宜吕海关的气象观测。汉口海关(即江汉关)成立于1862年，宜昌海关成立于1877年，根据《南京条约》中协定关税的条款，汉口和宜昌海关均由外人办理。鉴于当时航海屡有翻船事故发生，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诺伯特·赫德于1869年给各地海关发出第28号通知，计划在次年各个海关都建立气象站。并提出:“当前的海关机构能在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而记录气象观测，除了支付购置仪器的费用以外，只需少量其它开支。”汉口和宜昌海关的气象观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据查，汉口海关气象观测开始于1869年11月1日(即清问治八年)，与赫德发出通知的时间几乎同时。观测项目有24小时风向、风力，9、15时气压，阴蔽处最高、最冷气温，降水日数和降水量，纪要(即天气现象)等项。这就是湖北地区最早的现代气象观测记录了。

　　宜昌海关何时开始观测，情况不详，现存记录是从1882年开始(即清光绪八年)。

　　据江汉关退休老工人龚大荣和老海关港务办事员董国富所谈:气象观测附属于监察课,由监察兼港务长负责，观测员由稽真员 和港务办事员等外勤人员兼任,汉口一处参加值班观测人数,一般在20人以上，均为在外勤学校学过气象观测的,有英、美、法、俄、日、德、意等国人,到1913年以后，才吸收中国人参加，但同工种外籍人员的薪资比中国人高两倍,1926年调整后,仍高出约50%。

　　从现己掌握的观测记录来看，1886年以前观测时间与次数变动较大，观测项目也不够完整。自1886年开始，观测时间与次数渐趋统一，观测项目也基本稳定下来，然制度还不够完善。海关1938年出版的《气象工作须知》中谈到:“在1905年颁布了《气象工作须知》一书，使观测之进行及记录初步有了一系统的制度，无疑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到了1932年才有真正的统一，所有台站都用新式同一类型的仪器。”从中可见海关气象观测逐步走上正规的过程。董国富还说:“海关的观测制度是比较严格的。每月的观测记录，均于下月初报送上海海关总署。记录极少有中断情况，海关总署常有人来检布工作。但由于没严格的校对审查制度，资料质量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从海关1938年出版的《气象工作须知》中的说明来看，汉门和宜昌两地均拍发气象电报，至于何年开始，虽无文字根据，但从法国天主教堂在上海办的徐家汇气象台自1882年即开始作简易天气预报来焉，议口和宜昌两地在1882年即开始拍发气象电报，有据可查的，是1897年江汉关呈总税务司署2376号文中，有“江汉关以气象电报每日两次送上海徐家汇天文台转香港天文台。”现存徐家汇气象台天气图是1896年开始，图中有汉口等地的记录，说明最迟是1896年己开始拍发气象电报。

　　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于1927年夏成立以后，汉口和宜昌海关按月报送气象记录，该研究所出版的《气象月刊》中均有刊载。该所所长竺可桢曾在该所1928年出版的《气象年报》一卷“弁言”中提到:“除南京之记录而外，尚附有海关四十四测候所之各月气象要素之平均。海关人员对于天气观测，概尽义务，历有年所，殊堪钦佩。而海关测候所一切规划，多赖徐家汇观象台之指导，开创之功，亦不可没。承海关税务司按月惠寄报告，特致数语，以表谢忱。”说明当时海关建立气象站虽系外人自身要，但同时也起了为我提供情报和积累资料的作用。

　　1933年10月，海关总署通令江汉关，气象电报发寄香港天文台、徐家汇天文台，青岛观察台、济南建设厅测侯所。南京上海气象台、航空站，中央气象研究所、上海海岸电台等八处，准予免费传递。说明当时气象情报的供应方面还是比较广的。

　　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航空委员会第一测候所由南京西迁，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停留数月时,江汉关并负责代为抄收芜湖、镇江、上海、青岛、烟台、塘沽、泰皇岛等海关站的气象报告，送至该所。

　　海关气象站除向上级机关呈报观测记录和拍发气象电报以外，每年的气候情况在《中国海关册》中亦有所论及，如水旱灾害对农作物收成的影响等。自1922年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成立以后，汉口和宜吕海关的降水量资料，即由经徐家汇气象台每年向水利部门提供。

　　江汉关的气象观测，前后共历时83年，观测场地曾几度变迁，我们曾多次调查，比较属实。

　　龚大荣老人介绍，1923年以前，场地在江边的民生路口(原名张美之巷)，为空旷的草坪，约100米见方。1923~1924年7月观测场迁到怡和轮船公司下码头附近草坪上(即今沿江大道江汉路口长江航务管理局大楼原址)。这里四周没有树，能取得比较准确的气象和温度记录。观测场除西南方有现今的后勤部大楼外，其余三面均空旷，场地面积约一方丈，四周有木围栏。

　　1924年江汉关大楼落成，观测点遂于同年8月迁往江汉关大楼,但观测场在江边堤岸。当时观测簿中记有:“1927年1月观测仪器及场地由江边堤岸迁移到海关”的字样。1927年开始，百叶箱和雨量筒均设在江汉关钟楼旁离地3米多高的平屋顶上，附近有障碍物，风向器安置在钟楼顶。董国富介绍:1938~1946年沦陷期间，观测场地随海关迁往青岛路口原英国汇丰银行大楼平台上。抗战胜利后，再次迁往江汉关。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观测记录，因政权更迭，至今下落不明。

　　至於宜昌海关的观测场,从气压表拔海高度来看,曾经几度变迁，但详情已无从查考，仅根据1933~1940年曾在宜昌海关任职的王德龙老人说，宜吕海关的地址，在宜昌市沿江大道即现今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观测场设在临江大门内正中草坪上，未闻有迁移情况。

　　2、日本领事馆在汉口、沙市的气象观测。据汉口日本领事馆测侯所附近居民袁范宇谈，彼于1927年迁来后，至1932年以前，测候所在江边日本领事馆(即现今滨江饭店的位置)隔壁日本海军俱乐部内，园中设有百叶箱;1933年以后，测候所新址房屋落成，迁至新址观测，即今胜利街309号省气象局招待所所在地。楼下院中安置有百叶箱，四楼顶平台安置有风向、风速器。

　　沙市日本领事馆，设在沙市临江路六码头御河坪，即今沙市日用化工总厂所在地。洲候所即设在领事馆内，地势开阔，附近障碍物少。

　　汉口日本领事馆测候所，于1905年开始观测。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日本驻华使节及侨民，全部退出中国，同年8月汉口日本租界即由我国接管。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本人又来武汉。故1937~1938年资料中断，现有的资料年代为:1905~1936年，1939~1940年。沙市于1905年1月开始观测，至1920年3月即停止观测。两地的资料，除日本《中央气象台月报》等资料中刊载了以外，徐家汇气象台出版的资料中，也附有日本领事馆沙市测侯所的资料。

　　3、教堂和教会学校的气象观测。我省教堂和教会学校有不少进行气象观测，但鲜为人知。有记录可查的，最早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立的汉口博学书院，自1915年即开始气象观测，至1926年底为止，有部份记录现存国家气象局，注明是中国童子军第一队观测，童子军长官是鲍克斯。博学书院地址在汉口后湖韩家墩，即今张公堤外市四中原址。

　　此外老河口和谷城的天主教堂在20年代曾受水利部门的委托，观测过雨量,记录现存长江水利委员会。从徐家汇气象台出版的气象资料中，也附有汉口、宜昌、老河口、蕲春、谷城、枝江等地天主教堂的气象资料。说明这些天主教堂都进行过气象观测。

　　现代气象科技在湖北省打头一炮的，首先是交通部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它是1922年成立的。1926年为了制定金水整理计划，需要有点科学根据,便在金水的禹观山及斧头湖,庙咀地方设立蒸腾站二所,每站设蒸腾器(印蒸发皿)二个,其一置于防地阴盖处，另一置于水面日光之中,每日记录一次,同时并记录最高、最冷气温及一切气象变化，倘遇天雨则记载雨量。这就是我省自办最早的气象观测站雏形。禹观山雨量记录年代为1926年3月~1932年。庙咀为1926年9月~1928年。年代很短,计划完成也就撤销了。

　　湖北全省性最早建立的首批测侯所是在1931年长江大水灾之后(那年7月汉口被淹，江汉路到处走船)，这使当局认识到:“气象与旱涝灾害至为密切，全国经济委员会江汉工程局有心大办气象(1932年11月我省水利、堤工两局撤销，由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第五工赈局接收，并改称江汉工程局，直属全国经济委员会)，当时除了汉口和宜昌海关及武汉大学设有测候所外，仅有各县不正规的雨量站，观测项目极其简单，都是由县政府代办，观测人员缺少气象知识，又未经过训练，错误甚多，鉴于水利建设的需要，几经磋商，遂于1934年冬，依照湖北省当时行政区划，设立了蒲圻、阳新、蕲春、黄安(现红安)、随县、天门、江陵(1937年10月迁沙市)、宜昌(1936年迁巴东)、恩施、襄阳、郧县等四等测候所共11处，并招集高中以上毕业学生10余名，在江汉工程局内培训，授以气象学识并观测方法，至1935年元月各测侯所先后成立。1936年又在汉口设立三等测侯所一处，五峰、房县、监利、钟祥四等测候所四处。1937年又将汉口、恩施、襄阳三所扩充为二等所，其它均改为三等所。汉口所就设在江汉工程局内(现今汉口胜利街一元路口)，汉口所并加测气压和试做天气预报，预报华中地区天气。这是我省开创天气预报之始。1935年7月份起，各测侯所均拍发天气电报，参加全国气象广播的天气报告。可是江汉工程局的16个测候所仅存在两年多，又碰上抗日战争，因战局影响，阳新所最先疏散，于1937年裁撤。至1938年6月裁撤五峰、监利两所;7月裁撤蕲春;8.月裁撤黄安、天门、蕴县、务具、钟祥、巴东、蒲圻等7所;仅留郧县、恩施河所。汉口、沙市、襄阳等所交航空委员会指挥。后因战局影响，这三所也在1938年停止工作。只有保留的郧县、恩施两所。郧县观测记录持续至抗日胜利后1947年19月。恩施现测记录持续至1949年3月。是我省自办测候所记录最长的两处。

　　1929年9月成立汉口特别市气象测候所，属汉口市社会司领导，所长黄介眉原在开封测误所工作。全所共所长一人，规测员二人，办事员若于人，录事若干人。1929年10月开始正式观测，每日观测6次，6~21时进行，拍发气象电报，并按日作气象报告，分送市政府、社会局及各报馆，月终作气象月报，计有气温、气压、降水、湿度、风向、风速、云量、蒸发盈等项目，载于当时《社会月刊》(1929~1930年》和《新汉口》月刊(1~2卷1929~1931年)上。

　　测侯所所址在汉口中山公园内，办公室数间位于公园内火门西侧，并在办公的地方以西土山上新建气象台一座，为两层小楼房，内置仪器，上有平台。建筑费核价为700元，观测场则在办公的地方与气象台之间。后修筑中正马路(即解放大道前身)，测验所在路线以内，被折除。

　　这个所至1931年夏，武汉大水，所址被淹，仪器、图书略受损失，遂停止工作，直至1932年1月停办。前后只有二年多，真是县花一现。究其原因:是政府对科学事业支持不够，经费无单位承担，人才缺少，效果不佳。早在1929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曾致函省府,建议设立测候所,1930年复致函省府，请于省内设立头等测候所,终因经费无着,拖延未办。1931年4月省府令建设厅函商武汉大学及汉口市府合办规模较大的测候所，请派员来厅面商。按理在经费困难情况下，武大测候所与汉口市气象测候所合并，技术力量集中，气象仪器集中,可扩大规算,对气象事业有利，然而黄介眉在以后信中多次提出该所归并建设厅直辖，建设厅意见仍然是汉口不另设测候所，1932年10月该所虽由建设厅接收，但黄“因事他往”,至1933年11月黄复呈请建设厅施行,建设厅意见为各县需设分所,而总所暂时不设,只需设一职员管理各分所测候事宜。其中矛盾重重,因意见不一,该所始终未能恢复观测。

　　武汉大学校办测候所，是建国前自办较早而且观测记录比较长，也比较完整的一个测候所，始建于1929年11月，略晚于汉口特别市气象测侯所，地址原在武昌东厂口，1932年以后随大学迁至武昌珞珈山，观测场位置在现今生物大楼所在地。观测时间每日为6、9、12、14、15、18、21时，另有24、3时两次得自自记记录。自开始观测后，即参加全国气象广播，按时拍发天气电报，按月统计气象月报表。国家气象局现仍保存有该所气象月报表，记录年代为:1929年11月~1930年5月，9~12月，1931年1一4月，1934年5月~1937年9月。1947年11月~1949年12月。

　　抗战以前，经过了多次曲折和筹划，湖北和武汉地区还是没有建立过一个象样的测候所，直到1936年才开始筹建汉口头等测侯所，所谓头等，就是人员编制，经营事物的规模，技术、仪器设施都比较高，最主要的除观测外有天气预报的任务和管理和指导其它测候所的任务。当时汉口头等测候所的建立，是由经济委员会水利处提供经费，中央气象研究所提供技术和业务管理人员，以及仪器设施。当时人员配备为主任一人,预报员、报务员各一人，测报及资料二人，工友二人，总共也不过7人。当时主任沈阶双于1936年12月到职，新所尚未建立，组赁武昌大东门外华中协和神学院一幢楼房办公(即今十五中学的东北面)。于1937年1月开始观测,当时地面观测6~21时每小时观测一次，夜间采自自记记录。預报方面，自1937年由气象研究所派预报员许鉴明来武汉后，每日抄收国内外气象广播，每日绘制天气图数张，并接替江汉工程局的预报业务，此时头等测候所的工作，算是走上了正规。1938年新址房屋及观测场地建成，座落在武昌起义门内湖南岸(即今石灰堰110号，武汉第二针织厂所在地)，占地约十五、穴亩，房子设计新颖，为飞机形式二层楼房，有办公室及宿舍10来间，就当时来说，是质量比较高的，耗资达15000元。7月正当他们高高兴兴正式迁入新址，准备开展观测及预报工作时，适值抗战形势紧迫，武汉外围节节溃败，机关、厂矿纷纷内迁，日机狂炸频繁，工作也没有办法进行。当时这个测候所受中央气象研究所领导，研究所所长为当时任浙大校长的我国气象界的老前辈竺可桢先生。7月6日，竺可桢不顾繁忙公务曾亲到武汉测候所检查工作。竺老说:“这个所建成真不容易，布置方就结即舍去，未免可惜，也真对不住经济委员会在经济上的全力支持。”并说“敌人不到武穴田家镇以前，决不轻言内迁。”这样才坚持二作达一月之久。8月4日日军陷黄梅，并对武汉狂炸不已，不能再继续坚持工作了，才按竺老嘱咐内迁桂林。1938年10月在桂林恢复了预报工作，适逢浙大也迁入广西宜山，于是竺老派浙大讲师卢鋈任所长，并将该所随同浙大迁到宜山兰静村，于1939年元旦开始在宜山观测。但工作不到一年，正逢华南战况吃紧，浙大于1940年迁贵州，于是该所又随浙大流亡。1940年3月迁入贵州渊潭玉皇阁，4月1日，恢复观测工作，5月29日开展天气预报工作，这个所才算在流亡中得到了暂时的稳定，直到抗战胜利。当时在所工作的人，有所长卢鋈，观测及预报人员有曾广琼、尹世勋、许鉴明(除许外今天都还健在，而且是我国知名的气象学家了)。笔者当时在浙大史地系学习，卢鋈是笔者的老师，我也曾到玉皇阁参观过。

　　1947年的冬天，正忙着打内战，哪有心思办气象事业。可是出於军事、航空、航海，交通运输的需要，不得不借重气象科学，所以华中气象机构得以扩大。1947年12月，中央气象局指示，利用武汉测候所原址(武昌石灰堰)，改制成立汉口气象台，是将1947年初建立的武汉测侯所及国防部中美合作所气象站合并而成的。不但人员编制较大(当时设台长一人,下设三课，分行政、测报、预报，总共10余人)，而且经营事物的规模大，划定技术上华中三省(赣、鄂、湘)业务均属该台指导，同时也划定固定的天气区城，由汉口气象台发布该区域的天气预报。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业务还只限于观测工作(地面观测和高空测风)，至于探空(高空观测)和天气预报，因条件限制，未能开展。这个台的第一任台长(也是最后一位)为周正定，曾在中央大学地理系学气象专业，抗战时期在四川中央气象局任职，当时为技正(即工程师)。解放后曾任武汉中心气象台预报科科长，研究室主任，并晋升为五级工程师，1977年12月病逝。1948年12月从中央气象局调来预报员二名(张裕华、陈文言)，并带来收报机，正好开创天气预报业务，每天试绘制天气图，试行不到一月，即奉上级紧急“应变”指令:汉口气象台除地面观测人员留台继续工作，所有人员发三个月工资遣散，业务工作全部停止，所有器材，仪器装箱先运交长沙气象站待命。天气预报业务也因此停止。所有重要仪器及器材共装八大箱于1949年元月运抵长沙，我记得这批仪器中有全部探空仪(美军剩余物资)及经纬仪以及电信器材。这批物资被长沙气象站全部扣留，8月长沙和平起义，解放时留交军管会航空接管组。汉口气象台人员和物资疏散后，只留下地面观测人员坚持工作，他们只拿了三个月的遣散费，而且当时通货膨胀已到顶峰，金元券已成废纸。以后上级再也没法顾及他们了，他们完全靠自己挣扎借贷维持生活，但仍坚持观测工作。1949年5月武汉解放，6月汉口气象台被航空接管组接收，获得新生。他们艰苦自持，把观测记录完整地保存下米，是十分可贵的，这在全国非常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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